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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路易·大卫,在现实与浪漫之间徘徊的革命者(连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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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少年时代,雅克-路易·大卫是沉默寡言和喜欢思考的,他老是不跟同他一般年纪的孩子混在一起。不好玩乐,不讲究美,也不好冲动。他使人感到特别少年老成。”(达维特·德安热)他的虚荣心重得要命:由于学院拒绝发给他赴罗马旅行的奖学金,他险些想要自杀。大卫的文化水平非常有限,他的感受力很一般。但正是由于这种缘故,他能够对别人开诚相 见。同时,大卫坚韧不拔地追求着自我完善,这使他成功地获得了熟练的技艺。可是,尽管他有巨大的毅力以及接近人民,由于缺乏真正的文化,他不论在生活中或 是艺术上,都未能走自己独立的道路。他以盲目的热情献身于他所接触到的思想,并且把这些思想奉为教条。维安·温克尔曼以及其后又是卡特米尔·德·肯西的美学思想,罗伯斯庇尔的社会政治思想,都成了大卫惟一的信条。在政治方面,大卫显露出自己是一个轻率而鲁莽的狂热者。在监狱消除了他对罗伯斯庇尔的忠诚以后,他遇到了新的“英雄”,并立刻把他认为是自己的“英雄”一一拿破仑。大卫不清楚拿破仑是一个与他以前的理想相对立的反面的英雄。从国王回到法国后大卫被放逐期间的清白表现来看,他为拿破仑服务并不是由于性格卑贱,而1784年画了比柯尔夫人的肖像。靠了这个妇人的服装和相貌,这幅肖像画没有一点古典主义的气息。大卫对古典形式的研究,仅仅是强有力的结构,这种结构一方面强调了模特儿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她的粗俗;画家用了一种葡萄酒似的红 色,把这种粗俗的气味渲染到淋漓尽致的程度。这幅肖像画只是证明了一个工匠而不是一个艺术家的精湛的功夫。

油画:苏格拉底之死,画家:雅克-路易·大卫

油画:苏格拉底之死,画家:雅克-路易·大卫

  《荷拉斯兄弟之誓》 也是在1784年画的;这幅画是雅克-路易·大卫第 一次实际的凯旋,毫无疑问,也是革命的预兆之一。士兵宣誓场面的平淡无奇,父亲姿态的装腔作势,女人们矫揉造作的疲惫模样,都妨碍了人们看出这一作品的艺 术上的长处。可是与此同时,谁都不能忘记,在这幅作品中,造型语言第一次倾吐得如此质朴,充满了罗马式的庄严,并且才气洋溢地突出着战士的强有力和妇女的 孱弱之间的对比。这幅画所具备的图解性,很容易地说明了它为什么会获得成功。至于这幅画的形体和色彩,则可以说它们是 一样粗糙、抽象、没有感情、没有个 性的,但有一个差别,那便是这幅画的不伦不类的形体显示了大卫对古典形体的精通,而不伦不类的色彩却只是大卫完全忽视色彩关系的结果。

  1784年,雅克-路易·大卫36 岁——他生于1748年。这以后,他既曾受尽恩宠礼遇,也曾尝到铁窗滋味,历经革命和帝国的屈辱。 1816年,他将作为一个弑君犯而被迫侨居布鲁塞 尔,1825年在那里去世。从我们已经提到的两幅作品来看,大卫在1784年就已经在技艺方面达到充分成熟。他的风格的演变一直延续到他去世时为止,可是 其基础却始终未变。既然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他的绘画的基础是能巧,所以必须把这种能巧的成长过程加以分析;同时,评论家也不应忽视它与艺术敏感是可 能吻合的。

  非常可能,这种吻合在雅克-路易·大卫的构图中是从来不存在的。我们认为,《苏格拉底之死》是大卫的构图中最平稳的一幅;可是这种素质也只是技巧熟练的一个方面而已。在《运送布鲁特斯儿子尸体的军士们》这幅画上,可以看到精心描绘的细节、静物和一群妇女;在这里,大卫的手法似乎是受了一种不明确的追求原始主义效果意图的鼓舞:色彩摆脱了明暗,以其本身的特色而显得非常生动。但是,这只是一种由于照顾整体而遭到破坏的意图。《萨平妇女》 使 大卫获得巨大成功,他以如下一段话说出了为自己所规定的目标:“当我画这幅画的时候,我曾力求把古代风俗习惯表现得精确到使希腊人和罗马人看了我的作品不 会把我当作外人。”我们可以取笑这种逼真感,可是这种逼真感无疑地也是可能成为艺术创作的因素的,如果大卫真有这种才能的话。后景的混乱有碍于对纯造 型 素质的欣赏,而这种造型素质又过于抽象,以致难以渗透艺术的生命。《福莫比尔和莱奥尼德》这幅画是于1800年开始画,1814年完成的。在灰绿色的 背景前,画着死板板的裸体人物。它重复了甚至是加深了《萨平妇女》的艺术上的荒诞。1824年,大卫画了《被维纳斯解除武装的战神》,那时,他为了画出鲜明的色彩,的确曾经力求在技术上达到更其熟练的地步,可是如同上面所说过的那样,他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拿破仑把雅克-路易·大卫的兴趣从古代题材转移开来,为的是要迫使大卫画他。《拿破仑一世及皇后加冕典礼》作于1805-1807年间,在这幅画中获得改变的仅仅是题材,而大卫的风格则并未变。大卫不再为希腊雕刻画肖像了,他开始为皇帝、教皇及其亲信们画肖像,在这些肖像画中,有一些画得非常出色的头像。在《1804年10月5日军队在五月广场向皇帝宣誓》画中,他所画的那些人物采取了装腔作势的、不自然的姿势。

  《马拉之死》 被波特莱尔和杜列那样的评论家认为是雅克-路易·大卫的 一件杰作。显然,对艺术家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任务,可是,在完成这个任务方面,大卫有一个有利因素,那就是他是马拉的朋友。那一天,当国民议会得知马拉 的死讯时,大卫正担任着议会会议的主席。大卫受命为这一革命的“殉道者”画像,以垂永久。在马拉牺牲的前夜,大卫亲眼看到他躺在浴盆里,第二天马拉就是在 那儿被暗杀的;大卫把这个场面画在画布上。这样,一切条件似乎都是有利于创作一幅真正的艺术作品了:视觉的印 象、友情的激动、事件的戏剧性以及充分熟练 的绘画技术。波特莱尔写道:“在我们面前是一出惊心怵目的戏剧。一种非常强烈的表现力使得这幅作品成为大卫的一件杰作,成为现代艺术的奇迹之一,因此这幅 画丝毫没有迂腐平庸之处。这幅画既有一种柔和的情调,同时又有一股动人心魄的力量;在这个房间的寒冷的空气中, 在寒冷的墙壁上,在那寒冷而不祥的浴盆 里,我们可以感到心潮的澎湃。”这一切都是对的。可是,同时我们却禁不住要问:难道我们面前这幅画真是一件艺术作品 吗?大卫由于友人的悲剧性死亡而大为 震惊,这一事实是无容置疑的。然而,大卫由于竭力想突出那个带伤痕的尸体,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方面,因而把浴盆画平了, 在体积上没有与马拉的尸体之间的应 有的协调;这样的处理也破坏了整个画面的均衡感.在这幅画中,一切因素都促使我们对马拉感到怜悯和敬仰。对悲剧性事件的 表现是不可能比这更令人信服的, 是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的。小凳的黄色,毯子的绿色,被单和纸张的白色,皮肤的尸色——所有这一切在画中都被突出到了极 点。所有这一切都是残酷无情般 地准确的。深暗的背景显得很可怕。整个来说,这幅画给人的印象是画得异常冷峻的;虽然它是决非冷淡的,可是其中毕竟明显地表 现出一种表现主义的笔法。这 幅画使人感到的不是失去朋友的痛苦,而是在血腥景象面前的惊惶失措。它刺激着神经,可是却没有能触及灵魂。如果我们追究这个失 败的基本原因的话,我们一 定会发现,这就是那种为大卫所如此熟练掌握的抽象的形式。大卫对这种抽象形式的运用自如,达到了使他能够引起观众恐怖的地步;但是,对大卫来说,这种运用自如的手法是太不用费功夫了,以致要让他那抽象的形式能够发出一种激动的颤抖的声音可就难了。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造型力量有时 候反而会变成 他艺术上的无能。无论如何,这件作品在艺术趣味上的意义是巨大的。他超出了古典主义的范围,而且把整个未来的浪漫主义抛在了后面。用笔的结实 有力和完全 不受各种偏见的拘束,使得这件作品成为一件预告了库尔贝所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种预告的力量是大卫此后再也不曾达到过的。大卫的《马拉之死》 可能 是反映了法兰西革命,反映了流血和死亡余辉的惟一一幅绘画作品了。

   《拿破仑·波拿巴穿越大圣伯纳德山口,1800年5月20日》 可 以被称为一幅浪漫主义的肖像画。“这个骑马人的形象曾经千百次地重现在铜像上、石膏像上、壁炉上面的挂钟上和乡村的小箱子上、版画上、素描上、壁纸上 和 织物上,总之是无所不在。这匹斑白花马前足腾空,就像飞马一样驰骋在阿尔卑斯山上。”这是杜列在1846年写的。大卫在这幅画中再好不过地表现出了 人民的 词令,表现出了这种词令的平易生动。虽然作为艺术作品来说,这种词令范围还是小了一点。

  为了认识作为艺术家的大卫的本质,我们不能在他的古典和现代的构图中,甚至也不能在他的现实主义的或者浪漫主义的肖像画中去寻找这个本质,我们必须到他在心情振奋的时刻,为了乐趣而画的,不过于追求细节,也不讲究工整的那些肖像画中去寻找。

油画:吉娜维芙·杰奎琳·佩库尔的画像,画家:雅克-路易·大卫

油画:吉娜维芙·杰奎琳·佩库尔的画像,画家:雅克-路易·大卫

  非常幸运,雷卡米耶夫人肖像没 有 被他磨到使他的画笔已经开始丧失最初的新鲜感的地步。大卫为这个少妇的优雅和魅力所吸引。尽管有古典主义的装饰陈设,他还没有使这个妇人失掉她的个 性。 灰色的背景和灰褐色的地板,同黄色和天蓝色调子的卧椅以及白色的古典服装配合得很好。轮廓的稍欠工整使得它们既能够烘托出形,而又不受生硬的线条的 约束。 这件技艺无比精湛的作品,有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特殊丰采。

  还有一些妇女肖像表现了一种轻柔的,虽然也是平民 气质的优美。这种优美使得这 些作品非常诱人。其中有色彩细腻的卡德林娜·塔拉尔肖像(1795),现藏卢浮宫;有正当妙龄的、笑容可掬的谢利萨夫人肖 像,亦藏卢浮宫。后期的杰作有画 家之女波利娜·让宁男爵夫人肖像,这是一幅朴素的速写,正因如此,大卫才能免除偏见,在这幅肖像中表达出了他对自己为 女儿所造成的那种社会地位的满足。这 种满足不仅流露在她的笑容和眼睛里,而且也流露在她的从容不迫的姿态以及绘画风格上。

  可是,当达 维特缺乏这种从容不迫以及个人满足的心 情,而他又试图遵循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作画时,他就遭到失败。莫列尔·德·汤格里和她的两个女儿的肖像,又名《根 特三女土》,便是一个俗不可耐、趣味拙劣 以及没有风格的例子。只有矫饰主义的画家,在毫无节制的情况下,才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弗朗托瓦·布伦伯爵肖像是一件出色的作品。大卫十分注意面部的细腻表情和服装的美,因此他生动地表达出了这个人物的庄重自负、精力饱满和充满尊严的神态。这种风格预示了路易·菲力普的时代和安格尔的艺术。    ,

    总的来说,大卫对艺术趣味发展的个人贡献就是严谨的处理、准确而自信的线描技法、否定艺术的独立性和有意识地把艺术变为一种政治和社会的武器。这样, 一 方面,他在法国促进了对于建立一种比18世纪更为严格的素描教学的必要性的承认,另一方面,他使绘画丧失了生动的色彩和光线的感觉。对于大卫来说, 抽象的 色彩和抽象的形式是掌握现实的手段,虽然这种现实是粗糙的、经验的,与艺术想象对立的。这样,他就为库尔贝准备了道路,但他对19世纪后半期两位最伟大的艺术家——柯罗和杜米埃却丝毫没有发生影响。

  戈雅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宫廷侍奉,康斯特布尔是 一 个具有保守观点的乡下人,而大卫则是一个弑君犯。可是,恰恰就是大卫没有参与19世纪所引以为荣的那一场艺术上的真正革命,那一场绘画上的谋求自由的 斗 争,而戈雅和康斯特布尔却曾敢于开始这场革命和斗争。因此在我们看来,大卫在政治上有多么革命,在艺术上也就有多么反动。这也就是说,生活本身比艺 术更使 他感到兴趣。这便是为什么大卫未能、或是很少能创作出真正艺术作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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